山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原局长啜文由于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３年，其妻赵青梅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免予刑事处罚。新华社刊文报道这则消息后，11月3日沈峰先生在《人民网》上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应视同贪污》为题撰文对此事进行公开评论。

　　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过轻（其最高刑罚只有5年有期徒刑），应当将其视同贪污，按贪污罪定罪量刑，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极刑，只有此才能有效遏制、打击腐败。我对沈峰先生的观点是持强烈反对意见的。沈峰先生的论调中充满着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我认为。采取以暴制恶的策略，不仅法律实践效果不理想，而且有悖于法律的人道化，同法治发展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

　　在当前公布的腐败案件中，腐败分子敛财数目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确让人触目惊心，百姓恨不能“得而诛之”。民愤虽大，但是惩治腐败终要落实到法律层面，就是要按现行的《刑法》规定的罪名，确定的刑罚进行定罪量刑。现行刑法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财产性腐败行为规定了三种罪：贪污罪，受贿罪，还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嫌疑人非法敛财数额巨大，但是犯罪嫌疑人本人不能说明巨额财产的确切来源，检察机关又无法用证据证明其巨额财产来源。这种情形在法律实践中是常常出现的。要确认行为人犯罪，首先要对这种情形进行刑法上的定性。将之定为“贪污罪”或者“受贿罪”，都是不准确的，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上述两罪的犯罪构成。如果按两罪其中之一定罪，就明显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为了增加刑法的周延性，不使犯罪分子钻法律空子，逃脱制裁，在修改刑法时，新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打击这一类型的犯罪。由此可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同“贪污罪”“受贿罪”一样，是独立的罪名，有自己特别的调整范围。三者之间地法律地位是并列关系，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因此，沈峰先生用“视同”二字来评价两种罪之间的关系是极为不恰当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腐败性犯罪活动出现了诸多新特征，尤其体现在犯罪的金额上，动辄百千万的，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断加大。这时按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重新审视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罚规定，确实会让人产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过轻”的印象，刑法规定的处罚力度已对之形不成有力的约束。从价值判断上看，犯罪的利益已经大于不犯罪的利益，导致许多人去犯罪。这是法律滞后性的体现。从这个角度出发，主张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重罚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关键是如何进行“重罚”。我认为，沈峰先生主张的突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适用“贪污罪”操作方法是非常不适当的。一则容易将两罪混同，明明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却按贪污罪处罚，显然是滥用刑法。二则，容易导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名存实亡，在实践中完全被贪污罪代替，破坏刑法适应。

　　我认为，比较科学的方法是：在尊重现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其“法定刑”，例如，将最高法定刑由来已5年提高到10年甚至无期，同时可判处罚金。通过比较两罪之间的差别，本人坚决反对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到和同贪污罪的最高法定刑：死刑同样的水平。沈峰先生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应视同贪污”的观点中就包含着这种意向。这是典型的重刑主义倾向。从法理讲，一个公职人员一旦有明显超出其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检察机关要指控其犯罪，检察机关就负有举证责任，必须寻找证据证明其财产来源是不合法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财产来源非法，就意味着当事人无罪。相反，如果检察机关要指控一个犯罪，把举证责任交给个人，让个人自证无罪，这是对人权的戕害，是专制而不是法治。但实践中查处这类犯罪寻找证据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因证据问题不对这类人进行定罪处罚，就会放纵这种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刑法对这类行为实行了“有罪推定”原则。一个公职人员有一旦超出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就推定为有罪，当事人就负有证明自己财产合法的义务，如果不能证明，就按有罪处理。在实行有罪推定的基础上，在刑罚上又一味主张“重刑”，甚至“死刑”，这对当事人是极为不公平的，不符合刑罚人性化的发展潮流。所以，本人认为：在对财产性犯罪进行处罚中应当逐步减少死刑，而不是增加死刑。

　　实际上，靠重刑反腐败在我国历史早被证明是失败的。明朝反腐败就是一个典型示范，残酷的刑罚不仅没有遏止腐败，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使法律成为杀人的工具，是毫无理性的恶法，激发了人们对法律的憎恨。这一点是我们在当下的反腐败中必须吸取的教训。腐败固然可恨，但是惩罚腐败的措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必须符合法律精神，并非越严越好，刑罚越重越好。

　　红网 2003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