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不能忍痛者吐不实。”这是古罗马人对刑讯逼供的巧妙说法。当然，这种说法没有涵盖全部，因为通过刑讯也能使某些真正的犯罪人由于不能忍痛而吐实。所以，审讯者对被审讯者滥施刑讯逼供，“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于是乎，冤假错案，四处泛滥，害了好人，逃掉罪犯，社会为此付出了双重成本、成倍代价。

　　新华社杭州9月22日电：今后浙江省公安系统的警务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刑讯逼供者，无论致人重伤或是轻伤，直接参与的民警和指使、授意民警刑讯逼供的领导均一律开除。《浙江公安民警刑讯逼供行为的处理办法》日前出台实施。此前不久，中央台的新闻说，浙江省要在全省公安系统的审讯室安装上监控摄像，记录整个审讯的过程。比浙江更早一点的是，还有湖南省公安厅对刑讯逼供也大声说“一律开除”。

　　在9月初，公安部发布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规定明确指出：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规定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规定还有：讯问嫌疑人不得超时，不当场处罚卖淫嫖娼，个人被罚两千有权要求听证等等。更早一些，是公安部严管民警的“五条禁令”的出台和严格实施。

　　“立警为公、执法为民”，这些制度的陆续出台，有内在精神的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刑讯逼供对一些司法人员来说如同“臭豆腐”——闻闻很臭吃吃蛮香，结果必然是禁而不绝。在“依法治国”前进途中，面对屡屡发生的刑讯逼供，必须深刻反思我们的制度环境，因为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必然会让貌似正确的恶行充斥人间，社会公正就会一次次被践踏蹂躏。

　　其一：制度缺位问题。在为这些严格制度出台叫好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长时间没有这些严格甚至严厉的制度，正是刑讯逼供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而现在，也只有浙江、湖南等一两个省份明令“一律开除”，说明还有更多的省份制度尚未到位。与一些法制相对完善的国家相比，还有许多杜绝刑讯逼供的配套制度同样不完善，如：被告人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全过程中有权保持沉默，使口供与定案失去必然联系的沉默权制度；侦查机关审讯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的制度；审讯中全程录音、录像的监控制度；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制度；对刑讯逼供所获取证据的排除制度；对刑讯逼供问题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制度等等。

　　其二：制度均衡问题。人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文化中进行的，但制度的建设往往很不平衡。在经济建设中，人们比较重视制度环境的优化，比如招商引资活动中，就强调“优化环境、吸引客人”；而在狭义的法制领域，制度建设却相对滞后。偌大一个国家，制度建设的不均衡，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均衡。

　　其三：制度错位问题。人们也不是没有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但制度的制订者往往从本位出发来看问题，于是我们看到，现实中的一些法规，是注重保护部门利益的。“口供是证据之王”，就是许多侦查人员的“潜规则”；对公安人员来说，“刑讯逼供无非是为了破案”，则是一个“明规则”了。这些让刑讯逼供大行其道的或明或暗的“规则”，从根本上说是从维护部门利益出发的，绝非为广大人民群众着想的。

　　其四：制度落实问题。为优化制度环境所做的努力，如果不落到实处，那么就是形同虚设。从法律来说，我国《刑法》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都是罪，但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很多，定罪的极少。至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常常也被当“点心”吃了。从规章来说，也不是没有，早在1992年，公安部就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公安干警刑讯逼供的决定》，但十多年过去，“坚决制止”成了一句空话，“坚决刑讯逼供”倒是悲哀的现实。

　　通过违法取证而获取的证据是“毒树之果”，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的切实保障，那么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果汁”就永远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