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成了引人注目的焦点。北京在举行首次立法听证之后，还将陆续举行环保、民用电价缓升的听证会。听证由陌生而成为人们关注自己权益的必要方式，听证会家喻户晓，听证会深入人心。

　　尽管如此，但听证程序在中国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听证会还只是给民众提供了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并不一定影响政策和法律制定的过程及结果。因此，有舆论称，立法听证有可能变成形式上的“走过场”，其他听证也就有了“作秀”之嫌。

　　对于听证“走过场”和“作秀”之嫌的质疑和忧虑，并不是全无道理。一窝蜂赶时髦，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已成为官场陋习，就连炒作追星，也是互相攀比。财政赤字逾亿元的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四川万源市却花巨资请走红歌星演唱，这一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官员挥霍公款追星，但实质上是在滥用行政权力。类似公款追星的荒唐行径，也并不是仅万源市一例，以政府名义举办的招商引资、豪华庆典、千奇百怪的这节那节，很多都是劳民伤财，挥霍无度，昙花一现。

　　听证作为依法行政的必要程序，决不允许走走过场、作作秀，因为听证的核心精神是要在决策和立法过程中，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法人以及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听证是政府和职能部门在作出重大的影响公民权利义务关系的决定之前，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然后根据双方质证，核实事实和材料，作出行政决定的一种程序。

　　听证有利于公权力运用的公开化，也是程序民主化的产物。在没有设定行政听证程序之前，大部分决定都是行政机关直接作出，政府权力很少受到约束。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些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们，很容易将职务权力转化为部门或个人权力；暗箱操作的权力，也使腐败得以滋生。像财政收入仅4000万元的万源市，竟敢用红头文件强行摊派、克扣工资等方法，耗资2000多万元举办豪华演出活动，其目的就是来满足市委领导追星的渴望，领导个人的偏好竟能导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烧钱闹剧。其实万源市与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巧立名目的各种烧钱闹剧一样，劳民伤财，徒有虚名。而这些荒唐的闹剧之所以能够上演，就是迎合了领导的个人爱好，政府和职能部门用纳税人的钱来埋单。

　　行政听证制度的设立，将政府决策纳入监督范围之内，有利于防止行政专权和武断，最大限度地限制了行政主体滥用公权力。所以，尽管目前听证制度尚在初创，听证程序还需完备，但听证制度的实施是依法行政的极大进步。

　　听证已是依法行政的一种必然趋势，如果再将听证制度视同“走过场”和“作秀”，那必将遭到时代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抛弃。我国自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正式引入行政听证程序开始，听证已成为提高行政能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1998年5月1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对价格听证，作出了明确规定，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又规定“在行政法起草过程中，为广泛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并且已有30个有立法权的立法机构采用了立法听证。

　　听证不仅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必要程序。以行政法规则而制定的WTO规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透明度，这就要求我国行政听证程序范围应进一步扩大，不仅是行政处罚，而应扩展到行政立法、行政许可管理等多项制度当中，对于垄断行业也要引入听证机制，将那些不能由市场这只手操作的，所有权力领域的决策与管理，处于阳光的监督之下。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自己的议题。而执政能力的提高，首先就是要依法用权，而听证程序也应作为制度确立下来。好在《行政许可法》自7月1日实施以来，从政府各职能部门到各个地方纷纷出台与《行政许可法》精神相一致的地方法规和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确立听证程序。9月1日颁布的《重庆市实施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对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建设项目的规划、施工、环境影响评价等的审批，对城市房屋拆迁的许可，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等必须举行听证；并强调指出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原则，要求政府官员在听证会上必须如实陈述，撒谎将要受到严重处罚。

　　虽然听证还需进一步完善，但是听证程序已日益深入人心，将听证进行到底实属必然。只有按照程序依法行政，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本报评论员：田朗

　　《市场报》 (2004年09月07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