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知理的民主，还是盲情的媒主？(一)

（美）北卡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文翻译：肖欣欣

2001年4月30日英文原稿
2002年2月12日中文修改稿

目录

网上版前言
汉译本前言
1. 开头的话：美国民主有病？
2. 谁违犯了国际规范？
3. 中国人的愤怒是政府煽动的吗？
4. 谁违犯了国际法律？
5. “美”所不欲，何施于人？
6. 中国是要羞辱美国，还是要避免被美国羞辱？
7. 黄丝带里，平衡超脱何处寻？
8. 美国有没有道歉？中国政府有没有撒谎说美国道歉了？
9. 谁撞了谁？告知还是宣传？
10. 知理的民主，还是盲情的媒主？
11. 盲情的恶果？
12. 盲情媒主是怎样形成的？
13. 谁之过？
14. 信息市场上，也有国际壁垒？
15. 媒体无知，何以告知？
16. 浅薄地爱，还是负责地爱？
17. 外人缺席，美国遭殃？
18. 外国抵制美国的信息奥运？
19. 在舆论庭上公设辩护，如何？
20. 知理还能赚钱？
21. 两个和尚，哪个打水？
22. 结束的话：强者战胜自我

 
网上版前言

这篇分成22节的长文的英文稿原写于2001年4月。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看到征求意见稿后提议将之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我同意了，并对翻译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和重写，增加了许多注释和一个〈汉译本前言〉，于2002年2月提交了最后一稿。

2002年6月，我在往返于京沪期间得知，此文已在当月作为《媒体的力量》的一章由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可惜，直到6月13日离华赴美，我还是没能见到这本书，也始终不知道书中除我写的这一章外还有什么内容。

2002年9月，我从上海“季风”书店购买的此书终于邮到我手中。看到自己的一些思考能与国内读者见面，我当然高兴，并感激李希光教授以及此书的责任编辑赵泓先生、英文原稿的翻译者肖欣欣女士为此付出的大量工作。

但是，我同时也注意到，与我提交的稿子相比，出版本有大量的删裁。这些删裁大多不像是“文字性”或“篇幅性”的，即为了文字的顺畅或篇幅的限制而动剪，而更像是“观点性”、“主张性”的，即针对着某一倾向的观点或某一类型的主张而下刀。例如，关于“美国媒体确有妖魔化中国”的论述被全数保留，而关于“这种妖魔化并非故意”的许多分析却被删裁。

此文的一个主张是，媒体报道，特别是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应当努力做到平衡。我在写作此文时也努力追求平衡，希望尽量考虑到这一复杂过程的方方面面，并尽量全面地把它们展现给读者。可是，上述删裁却使这些提倡平衡的论述本身的平衡受损，于是也就使其说服力打折扣。

此文的另一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对美国媒体的运作机制及观念习惯缺乏了解，也就是对美国“意见市场”的游戏规则缺乏了解，是造成美国媒体客观上“妖魔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希望此文能帮助增加这种了解，以此提高中国人在西方“意见市场”上的竞争意愿与能力。可是，上述删裁却使此文关于“游戏规则”的描述变得片面零乱，于是也就使其效果打折扣。

我提交的〈汉译本前言〉提到了三十多位曾为本文提供种种帮助的人们，对他们表示感谢。可是，上述删裁却把这些人名与我的感激之词全数勾销。在此，我谨对这些朋友表示深深的歉意。

但是，我认为，不应该为此指责任何个人或团体。如果说，有些美国媒体以言辞妖魔化中国，未必是故意，那么，有些中国人以行动妖魔化中国，也并非故意。在太平洋的两岸，都是落后的行为准则在作祟，而主要不是因为许多人故意违反普遍公认的行为准则。以本文的出版过程为例：稿件的实质内容被删裁，删裁本未经作者的同意而发表，这在今日大多数国家的出版界、知识界都会被认为是违反了基本的行业道德；但是，在中国大陆，这种做法被许多编者与作者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许多中国编者奉行“只删不加”的原则；而本文的出版过程并未违反这一原则。许多中国编者认为，如果作者不特别声明稿件不得删改，编者就有全部的删改权；而我在提交稿件时确实没有特别声明我的稿件不得删改。

在美国出版界与学术界，公认的行为规则是：“文责自负”，即作者对稿件中的观点主张负有全部责任；与此相应，作者对稿件的内容享有最终的决定权；编者的职责在于帮助作者更有效地表述作者的观点主张；因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编辑稿必须经过作者的审定才能发表；作为普遍适用的基本规则，这些是根本无须特别言明的。正因为此，在2001年12月，当来自内地与港澳的好友督促我明确要求此文的最后定稿权时，我还很不理解：这还需要特别提出吗？提这要求是不是太小看别人了？

相比之下，上述“文责自负”、“编作分离”的游戏规则是比较合理的。它允许、鞭策并帮助作者们负责任地合理创新，从而促成意见市场上的多样化竞争，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当然不是为了压制编者的观点主张。如果编者有自己的观点主张，完全有权自己写稿，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这时候他或她就不是编者了，而是作者，而他或她的编者必须尊重其观点主张，并为之服务。

相反，在“编作责权混淆”的游戏规则下，参与竞争的观点主张趋同，导致这个市场上意见品种的萎缩与意见质量的下降。由于“国内意见市场”发育不良，使得从这个市场中冒出来的“中国造”意见在“国际意见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这正是本文试图说明的“美国媒体客观妖魔化中国”现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再说一遍：错不在于任何个人或团体，而在于制度，其中既包括硬的制度，即法律条令，也包括软的制度，即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及大家公认的行为规则。

这儿，我从本文第十三节的一个注解中引一段：

“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些人来承担错责的话，那么首先是我这样在海外做学问的。在一个民主制度中，对制度进行思考、批评，设计改善制度的方案，提出有关的建议，这首先是学者、思想家的责任。社会和纳税人养着政治家和外交家，是要他们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社会和观众读者养着新闻工作者，是要他们提供日常的信息和观点；社会和纳税人养着学者，却不要求他们照顾国家或社会的任何日常事务，就是要他们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与制度有关的问题。现在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而学者们却迟迟未能把其中的道理想清楚、说清楚，这不是学者的责任吗？”

当初写这一段，意在为美国新闻人员开脱责任。可惜，在中文发表稿中，此段被全数删裁。现在，用同一段为中国出版人员开脱责任，居然也完全适用，而无须更改一字。太平洋两岸的问题与道理，本有许多相通！

就本文而言，虽然删裁以后的发表稿只说了七成的话，但说七成总比完全不说好许多倍。即便是那三成话，也是“此地不可说，自有说话处”。在《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网站上，李希光教授已将去掉注释后的本文全文上网。在这儿，我再将我于2002年2月提交的原稿正文与注释全部上网，包括22节及〈汉译本前言〉，再加上本前言，共24个文件。

再次感谢为本文的写作与出版提供种种帮助的人们，其中，除了已经提到的人们外，还应包括《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的陈洁女士、浙江大学的吴飞教授、上海季风图书有限公司的朱红女士。2002年5、6月间，我也曾就这个题目在南京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举行讲座，参与讲座的老师与同学的提问、评论、讨论与其他回馈对我也有极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赵心树2002年11月12日，
于美国北卡教堂山
 


汉译本前言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i]
——孔子（公元零前550－478年[ii],中国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iii]
——王符（公元约85－162,中国东汉哲学家）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iv]
——刘义庆（公元403－444,中国南朝刘宋文学家）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v]
——魏徵（公元580－643，中国唐朝政治家）

当人民被迫听取所有各方的信息意见时，那就还有希望。[vi]
——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 公元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要让民主永生，思想家与活动家们就必须以此为己任：抛却傲慢与偏见，勇敢地、专注地、特别是谦虚地发掘与传播真理，因为真理使人类自由。[vii]
——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公元1882－1945，1933－1945年间美国总统）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中国学者、记者对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这些报道不公平、不符合事实地把中国描绘成妖魔。李希光称之为“妖魔化中国”。[viii] 

妖魔化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许多论者，其中包括中国人和美国人，否认妖魔化的存在。他们认为，虽然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负面多于正面，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事实；且美国媒体关于任何国家的报道，其中包括关于美国的报道，都是负面多于正面；所以美国媒体对中国并没有特别地不公平，也就谈不上妖魔化。[ix]

另有许多论者，其中也包括中国人和美国人，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新闻报道不仅必须符合事实，而且必须在事实的选择上做到平衡，在题目的选择上做到全面，在报道的态度上做到超脱；而美国媒体在这三方面都对中国不公平；因此妖魔化中国是一个客观事实。[x]

假定妖魔化确实存在，而我们又希望减少妖魔化，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妖魔化的原因何在呢？要治病，必须正确地判断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要是判断病因有误，就会用错药，越治病越重，弄不好还把人治死了。同样地，要是我们判断妖魔化的原因有误，就难以减少妖魔化。

最早的也是最流行的理论可名之为“阴谋组织”论。李琨称之为“阴谋”论。[xi]按照这一理论，妖魔化是美国政府、反华势力与媒体中一些人有预谋、有组织地造成的。

第二种理论可名之为“国家利益”论。张燕冬称之为“默契”论。[xii]按照这一理论，虽然未必有人阴谋策划与组织了妖魔化中国，但是，由于美国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根本的冲突，所以美国媒体人员作为个人不约而同地、自觉地、故意地妖魔化中国。

以上两种理论都假定，美国媒体所标榜的客观、公正、平衡、超脱的准则都是骗人的幌子。只是美国人宣传的手段高明，掩盖了了他们的宣传本质，于是使受众更容易上当受骗。[xiii]

第三种理论源之于批判学派的“霸权”理论[xiv]。这一理论不同意前两种理论关于“故意”的判断，认为美国新闻人员未必故意地背离客观公正的准则。但是，这种理论又同“国家利益”理论一样，认定美国媒体人员与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主流共享同样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所以，美国媒体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自觉地背离客观公正的准则而妖魔化中国。

这三种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它们都专注于美国方面的因素，而避谈中国方面的因素。

本文将指出，2001年4月1日中美军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相撞以后，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的表现再次说明，关于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美国主流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在整体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不仅如此，美国主流媒体有关其他外国的报道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因此，李希光提出的“妖魔化中国”的概念，熊蕾、刘康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学者、记者对美国媒体所做的批评，是重要的贡献。这些工作警告中国人注意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中的问题，督促美国新闻人员改进他们的报道，督促美国的学者、批评家、政治家们调整他们的媒体辩论。[xv]

但是，关于妖魔化的原因，本文与上述三种理论有不同的判断。

本文认为，两种“故意”理论，即“阴谋组织”论与“国家利益”论，都与已知事实相去甚远；虽然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常常背离客观、公正、平衡、超脱的准则，[xvi]但这种背离不是绝大多数美国新闻人员自觉预谋的行为；妖魔化中国的客观结果并不是美国大多数新闻人员的故意。[xvii]

本文还认为，从整体、长远来看，中美之间没有实质性的根本的利害冲突，妖魔化中国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损害美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从策略上考虑，片面地强调中美之间的所谓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利于说服美国媒体减少减缓他们对中国的攻击。如果妖魔化中国果真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为什么美国的媒体还要减少妖魔化呢？这不等于是要美国新闻人员背叛本国利益，为他国利益服务吗？有多少人愿意背个“卖国”的黑锅呢？

强调美国媒体标榜客观公正是骗人，从策略上考虑也是不智。断言大家都在搞宣传，所以大家都应当搞宣传，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批判美国媒体，赞扬中国的新闻制度。殊不知，客观公正的准则从来就是弱者的盟友。当着美国媒体人员对中国满怀着偏见与恶感的时候，我们要他们克制自己的感情，减少对中国的妖魔化，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武器就是客观公正的准则。要是用“骗人”二字把这准则给砸了，我还凭什么要求人家减少妖魔化？难道我能按照“宣传武器”、“统治阶级的喉舌”的理论，要求美国的媒体把中国人当作美国的统治阶级，来为中国做宣传？或者运用批判学派的霸权概念，要求美国的媒体放弃所谓的“美国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霸权”，在美国树立的“中国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霸权”？

我并不否认“霸权”理论所强调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影响。事实上，我在自己的思考与论述中也常常运用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我不主张把似乎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看作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如果把眼睛只盯着难以定义、难以捉摸、难以测量、更难以调控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就会使研究者忽视其他同样重要或更为具体直接的因素，更使决策者忽视那些可以调控的因素，从而错失了减少妖魔化的机会。

那么，美国媒体是在怎样的机制下非故意、不自觉地妖魔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究竟是哪些具体因素促成了这种客观结果的妖魔化？妖魔化其他国家又是如何损害美国的长远利益的？

本文将指出，这是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一眼两眼就可以看清楚，更不是一句两句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实上，写作本文的过程，也是帮助我自己理清思路的过程。

由于所描述的对象非常复杂，本文的目的并不是通过典型的实证研究来检验一个具体的实证理论，而是在已知的零散事实和个人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概念与一个松散的理论框架。这些概念与框架可以为将来的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思考的起点，其中的一些部分也可以由实证研究进行系统严格的检验。如果，由于经费等原因，系统严格的实证研究继续滞后，而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又比其他已知理论更接近于已知事实，那么，当人们必须做出有关的决策时，本文介绍的理论框架就提供了一个相对最佳的决策基础。

参与这个复杂过程的因素太多，本文无力也无意穷尽和细论所有的这些因素。本文英文原文的目标读者是美国人，故侧重于讨论美国方面的因素。我当时的考虑是，没有必要对着美国人用英文详谈中国方面的因素。一来，中国方面的因素不在美国人掌控之中，对美国人详谈这些因素无助于立即直接改善这些因素。二来，中美双方已有许多人就妖魔化相互指责“都是你们的错”，我怕给美国人的成见与偏见再火上浇油。关于中国方面的因素，我打算对着中国读者用中文讨论。

基于同样的考虑，我本没有计划对着中国读者用中文详细讨论美国方面的因素。

不料，当我将英文稿请同事、朋友们征求意见时，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提议将此文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我考虑，虽然此文原不是为国内读者而写，但让国内读者了解我面对美国读者所做的讨论，可以帮助国内读者更多地了解美国方面的问题。这也可能帮助国内读者更深入地思考中国方面的因素。我觉得，这利大于弊，故接受了李教授的提议。清华大学肖欣欣老师做了出色的汉译。我对汉译稿进行了校订与修改。

英语中的许多社会科学概念在中文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汉译英时，常不得不在信、达、雅这三个目标之间左支右绌。由于我是英文原文的作者，而中文又是我的母语，所以，在校订修改本文汉译稿时，我没有拘泥于英汉词典或常见的译法，以求更为达意。

本文题目中就有两例。“知理的民主”中的“知”表示对关于事实的信息的充分、全面的了解，“理”表示以充分全面的信息为基础的，理智、冷静、程序化的集体决策。在英文中，这个意思通常用informed democracy来表示，我在本文原文中也循惯例用了这个词组。但是，informed一词实际上只有“知”的意思，而没有“理”的意思。要真正全面地表述上述意思，就必须用informed and rational democracy之类的词组。但这样做又显得不简洁，也不太符合英语习惯。而汉语“知理”一词，却以短短两个字把两层意思都包含在内了。

另一例是“盲情”。“盲情”是“知理”的反面，表示在知识、信息、理解不足的情况下凭偏见、陈见和感情进行非程序化的决策，让激动的情绪左右一个国家、民族或集体的行为。在英文中，这层意思常用uninformed或mob来表示，而我在本文原文中则用了involuntary一词，一方面取其与informed一词词首押韵，另一方面强调“媒主”现象并非美国新闻工作者的本意或预谋。但是，这三个英文词都不如“盲情”一词表达得全面、达意。[xviii] 

当然，这仍然是英文本的汉译而不是另起炉灶的另一篇文章。校对修改时原则上不加、不减。但是，为了向国内读者说明背景，我加了许多注释；也有个别的地方，为了正文的顺畅而把背景说明加入了正文；为了帮助国内读者理解，中文稿的分节比英文稿细得多，所以大多数小标题是特为中文稿拟的。此外，也有极个别的地方，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必须做少量删裁或模糊处理。

不管在翻译用词、背景解释、分节标题上怎样用功，都不能改变原稿针对美国读者而构造的思维逻辑框架。因此，对许多国内读者来说，中文稿难免还有许多隔膜难解之处，同时又另有许多罗嗦过细之处。还望见谅！

太平洋两边的许多同人为本文惠赠大作，对中英文不同稿本提出意见，或提供其他帮助，其中有：Jan Berris、Margaret Blanchard、陈怀林、Kenneth Doyle、Daniele Eubanks、Alystyre Fox、郝雨凡、洪兵、Sudhir Kumar、赖俊卿、Jooyoon Lee、李金铨、李希光、李小萍、刘康、吕锦、Michael Randall、Marianne Reardon、Julianna Roy、Robert Stevenson、Dulcie Straughan、孙承、John Sweeney、Amelia C. Vallero、Jamil Weeks、谢静、许欣欣、Drew Youngblood、章启月、张燕冬、张援、张赞国、朱立。谨此致谢！

赵心树2002年1月23日
于美国北卡教堂山

 
注释
 
[i] 原文见《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标点符号是赵心树加的），载于（朱熹注）《大学·中庸·论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51页。

[ii] 关于“公元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世纪中国》网站，2001年1月12日，http://www.csdn.net.cn/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本文作者2001年7月20日（美东时间）14:29下载。

[iii] 原文见王符：《潜夫论·明暗》。

[iv] 原文见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

[v] 原文见《资治通鉴·唐纪·唐太宗贞观二年》：“上（唐太宗）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忘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vi] 英文原文见闫秋燕、余文、崔冰清编译的《英语名言精粹》，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0月第1版，第157页。赵心树、肖欣欣汉译。

[vii] 英文原文见闫秋燕、余文、崔冰清编译的《英语名言精粹》，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0月第1版，第161页。赵心树、肖欣欣汉译。

[viii] 见李希光、刘康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李希光、刘康等著：《妖魔化中国》香港：大公报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5月。
王军：〈西方媒体是如何报道科索沃的〉载于《中国记者》1999年5月15日第5期，网上版见http://www.cjournalist.xinhua.org/9905/bqzhti7.htm，赵心树2001年7月19日下载。
刘江：〈为霸权服务的“新闻自由”——评美国媒体的舆论宣传战〉，载于《中国记者》1999年6月15日第6期，网上版见http://www.cjournalist.xinhua.org/9906/bqzhti4.htm ,赵心树2001年7月19日下载。
唐润华：〈如此“自由”和“公正”——评西方媒体关于科索沃战事的报道〉载于《中国记者》1999年6月15日第6期，网上版见http://www.cjournalist.xinhua.org/9906/bqzhti6.htm ,赵心树2001年7月19日下载。
李希光、刘康等著：《妖魔化与媒体轰炸》，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中国新闻社2000年10月7日新闻稿〈李希光访谈录：我为何总找美国的碴？－批评美国是为了美国健康发展〉载于《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media.tsinghua.edu.cn/journalism/text.asp?pageno=1&db=xigua赵心树
2001年6月26日下载。
熊蕾：〈赞赏与遗憾－－我看美国新闻媒介〉，载于顾耀铭主编：《我看美国媒体》，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28－195页。
李琨：〈“爱恨情节”－－美国媒体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载于顾耀铭主编：《我看美国媒体》，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96－223页。
明安香：〈从香港回归看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载于顾耀铭主编：《我看美国媒体》，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87－324页。
肖欣欣、刘鉴强翻译整理：〈中美传媒在相互“妖魔化”吗？—中美主流媒体记者、专家学者对话录〉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于2000年12月12日联合举办的“美国媒体与中美关系”研讨会发言记录），载于《新闻记者》，2001年3月号，网上版见http://www.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59/3/class015900002/hwz323140.htm，赵心树2001年10月5日下载，略有不同的文本载于《今朝风流》网站http://www.zuopai.com/dy21.htm，赵心树2001年1月24日下载。

[ix] 见Teresa J. Lawson: U.S.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A Report on the May 6-8, 1998 Conference on U.S.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and the Nina Kung China Initiative New York: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ational Committee Policy Series, #14) June 1998, E-mail: info@ncuscr.org.

[x] 参见张燕冬：〈大众媒体：载舟？覆舟？〉，载于郝雨凡、张燕冬编：《限制性接触：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76－325页。又见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39－155页。

[xi] 见李琨：〈“爱恨情节”－－美国媒体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载于顾耀铭主编：《我看美国媒体》，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96－223页。

[xii] 参见张燕冬：〈大众媒体：载舟？覆舟？〉，载于郝雨凡、张燕冬编：《限制性接触：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76－325页。又见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39－155页。

[xiii] 关于客观、公正、平衡、超脱的概念及在美国的相关争论，中文读者可参见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特别是第4章、第7章，以及解释理论根源的第1－3章。

[xiv] 见李琨：〈“爱恨情节”－－美国媒体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载于顾耀铭主编：《我看美国媒体》，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96－223页。

[xv] 在英语中，demonize一词很早就被用在对媒体报道的批评中，指不公平、不符合事实地把报道对像描绘成恶魔。较近一个例子：

1993年，刚刚入主白宫的克林顿总统提名著名黑人民权律师Lani Guinier为内阁成员。在议会认可的过程中，美国保守势力利用媒体运作成功地(且不公平、不符合事实地)将Guinier被描绘成一个反民主的极端主义者。当时对媒体运作经验不足的克林顿及其手下措手不及，反应太慢，在这场舆论战中败北，不得不撤消对Guinier的提名。1994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Stephen Carter在谈到此事时称之为demonize Guinier. (见Stephen Carter：“Foreword”in Lani Guinier: The Tyrany of the Majority: Fundamental Fairness in Rpresentative Democra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p. xii)。

李希光将demonize这个词翻译为“妖魔化”，并与刘康、熊蕾等作者一起在1996年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把它运用到对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的批评中。此书不仅在中国畅销，也引起了一些美国新闻人员、学者与政治家的注意。此后，许多美国人在讨论有关中国和中美关系时也开始使用demonizing China这个概念。

例如，1998年夏，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或期间，我曾从电视上听到他劝告美国人不要妖魔化中国。

书面的例子有Carolyn Wakeman:“Beyond the Square: Media Treatment of China after Tiananmen”in Media Studies Journal, Winter 1999, pp. 58-67。

又见Teresa J. Lawson: U.S.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A Report on the May 6-8, 1998 Conference on U.S.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and the Nina Kung China Initiative New York: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ational Committee Policy Series, #14) June 1998, E-mail: info@ncuscr.org。

又见黄爱萍（根据演讲者本人提供的书面材料及现场记录）翻译整理：〈《时代》北京首席记者谈报道中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吉米（Jaime A. FlorCruz）10月13日在萨尔斯堡学院演讲〉，英文稿题为“Covering China”。我所看到的是打印稿，中英文稿均未注明年份，但从内容看当为2000年，或在1997至2000年之间的某一年。

又如，2001年4月撞机事件期间，Kenneth Lieberthal教授在广播中批评激烈反华的美国众议员、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Tom Lantos把中国描绘成demonic。见NPR“Talk of the Nation”April 11, 2001, (2:00 PM ET), http://eresources.lib.unc.edu/cgi-bin/external_database_auth?A=P|F=Y|ID=12|URL=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文字稿见于Lexis/Nexis数据库，赵心树2001年12月31日下载。

[xvi] 事实上，许多美国新闻人员，特别是处于第一线的、相对最了解中国的驻华记者们，并不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不够平衡（balance），对中国不公平(fair）。与中国记者、学者不同的是，美国记者们通常强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中国方面，即中国政府对美国记者和中国的信息源的不恰当的、观念落后的控制。见Teresa J. Lawson: U.S.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A Report on the May 6-8, 1998 Conference on U.S.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and the Nina Kung China Initiative New York: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ational Committee Policy Series, #14) June 1998, E-mail: info@ncuscr.org. 又见黄爱萍（根据演讲者本人提供的书面材料及现场记录）翻译整理：〈《时代》北京首席记者谈报道中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吉米（Jaime A. FlorCruz）10月13日在萨尔斯堡学院演讲〉，英文稿题为“Covering China”。我所看到的是打印稿，中英文稿均未注明年份，但从内容看当为2000年，或在1997至2000年之间的某一年。

[xvii] 关于美国媒体未曾故意妖魔化中国的观点，见朱立：〈《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背后〉，载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5月，总第242期，第3-8页。又见Teresa J. Lawson: U.S.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A Report on the May 6-8, 1998 Conference on U.S.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and the Nina Kung China Initiative New York: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ational Committee Policy Series, #14) June 1998, E-mail: info@ncuscr.org.又见Chin-Chuan Lee:“Mass Media: Of China, About China”,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p. 3-29.

[xviii]与此相关地，我在2000年12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学期间曾讨论过“知理的民主”与“盲情的民主”两个概念，其中一部份由臧海群博士记录在〈决策、传播、中国——访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赵心树博士〉一文中，载于复旦大学主编的《新闻大学》2001年秋季号，总第69期，第20-25页；网上版见http://www.cjr.com.cn/gb/node2/node26108/node30205/node73134/userobject15ai732888.html。

《知理的民主，还是盲情的媒主？》


一、开头的话：美国民主有病？

在〈媒体报道：李文和、中国及其他〉一文中，我提出，美国的传媒制度中存在一个致命的病灶：在美国的“信息市场”上，中国以及其他多数外国未能有效地参与竞争；这造成了美国公众对这些国家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判断，进而导致了美国政府决策上的种种失误。

4月1日，南中国海上空中美军机相撞以来，美国国内以及中美两国之间的“媒体—公众—政府”的互动使这个弊病再次凸现出来。


二、谁违犯了国际规范？

为了解一般中国民众对撞机事件的感受，让我们假设：你在中国旅行，当你经过别人家门口时，应当遵循怎样的行为准则？

在中国，你可以为了拜访某人而在邻居的门口停下；你可以为了问路而敲开一扇陌生的门；你甚至可以上门推销商品。但是你绝不能趴在人家的窗台上用望远镜或照相机去对屋子里面偷看，或用窃听器去偷听。在中国，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挑衅性的、不道德的，不管当地法律有没有明文禁止，[i]不管你是站在屋主的私有土地的范围内还是站在公有的道路上[ii]。换句话说，关键不在于你是站在地产界线之内还是之外，而在于你的行为的性质以及你与屋子的大致的接近程度。

为了跑步锻练，你完全可以每天经过任意多的住宅门前。居民们不但不会介意，还可能对你微笑。但是，你可别对人家进行“例行侦察巡驶”或“例行侦察巡行”。[iii]如果你这样做，可别期望人家还会报以微笑。中国有一种叫“居民委员会”的机构，类似美国的“社区看守”，以监视小偷、偷窥者和其他闲杂人等。我亲眼见过居委会的人们把可疑的青年人赶走，那些青年人并没有争辩说他们是在公有的土地上，而是迅速认错、道歉，然后离开了。

如果这些进行“例行侦察活动”的孩子平常还喜欢摆弄匕首、手榴弹、枪枝甚至其他更危险的玩具，那么情形就会变得很危险。即使这些孩子在某次特定的“侦察行动”中没有携带武器，居民们仍会大为惊恐，急忙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安全。[iv]

如果，在某次“例行侦察”中，在人家门口发生了意外的碰撞，造成了人家的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这一定会激怒受害者、他们的家属以及邻居们。他们一定会要求赔偿，而肇事者通常也会道歉并且保证不再重犯。虽然肇事者未必会被送进监狱，但绝不会被捧为英雄。而且，一般中国人会期待肇事者的家长迅速对受害者家庭表示关心和承担至少是道义上的责任。[v] 

假如这些闯祸的青年还把损坏了的侦察工具——自行车停在了人家屋里；如果受害者们逮住了肇事者，却没有把他们送进监狱，而是把他们软禁在宾馆里，还以当地风味菜肴招待他们；[vi]如果这些发生在中国，肇事者的家长一定会感激对方的宽宏大量。[vii]

如果肇事孩子的家长不但不对受害家庭表示关心，反而一口咬定一切都是对方的错，以生硬的口气责令人家立即放人还车，这一定会进一步激怒受害家庭，并被一般中国人看作是强横霸道。受害者的亲戚、邻居也会把肇事者看成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而对受害者施压，要求其挺起摇杆，制服肇事者家庭的强横气焰。这时，即使是本想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受害者家庭，也会迫于周围的压力而变得强硬起来，要求警方监禁肇事者，并对肇事者正式提起诉讼。[viii]

假设，受害者家庭提出，只要肇事家庭道歉，他们就可以撤消诉讼，并提请警方释放肇事青年；于是，肇事者的家长连说“非常抱歉”；可是，一旦肇事者获释，却马上翻脸，到处嚷嚷：“我们没有错，都是他们的错，我们从来没有道歉，他们撒谎说我们道歉了！”在中国，人们会认为，这样的家长不只是蛮横的恶霸，还是不要脸的骗子。难以想象，在这样地嘲弄了受害者后，肇事者还能要回“侦察”用的自行车。不仅如此，法庭还可能处罚肇事者，以补偿受害家庭，也教训一下肇事家庭。[ix]

以上所描绘的“受害者家庭”的心态，实际上就是4月1日中美军机相撞后一般中国人的心态。这一事故造成中国一架战斗机坠落，一名驾驶员失踪，后来被认定为死亡。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声称美机是在进行“例行侦察飞行”。一些中国人这才得知，原来美国军方近年来每年都沿着中国海岸进行200多次类似的侦察飞行。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美国在全世界，尤其是对中国横行霸道的又一个证据。[x]

那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否不应该存有这样的心态呢？换句话，我以上所描绘的那种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是不是很奇特、很落后，而与现代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准则格格不入？美国政界和主流媒体评论家们的一致意见是，在有关撞机的事件上，中国不按国际规范办事。这种共识对吗？

这种共识是错的。我以上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它们也是美国人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共有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我在美国许多地方住过相当长的时间，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在我居住过的所有这些美国社区里，擅自在别人家门口进行“例行侦察巡行”或者“例行侦察巡驶”都会被居民们看作是冒犯挑衅。以我在美国其他地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游历的经验来看，这种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现代文化也是一致的。

一般中国人也知道，他们的上述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通行于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中。所以，他们认为，美国人指责中国人在这件事上不遵守国际惯例是倒打一耙，更进一步证明了美国的傲慢。

 
注释

 
[i] 这儿，我是隐喻美国政府和媒体关于美机的行为不违反国际法的说法。参见“Old Tactics May Pull Rug From U.S. Claim to Plan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01, p. A1, A9.


[ii] 这儿，我是隐喻当时美国政府关于美机是在公海上空，而不是在中国领空的说法。参见“Old Tactics May Pull Rug From U.S. Claim to Plan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01, p. A1, A9.


[iii] 这儿，我是隐喻美国政府关于当时美国侦察机在南海是进行“例行侦察飞行”的说法。美国政府这种说法是想说明美机在南海并不是故意挑衅。而美国主流媒体与美国公众则相当然地认为，既然美机是例行行动，那么中国公众与中国政府就不可能真的感到因此受辱，由此得出中国公众与中国政府的抗议是故意向美国挑衅的结论。我在这儿力图说服美国人设身处地地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分析中国人当时的心态。

[iv] 我是想向美国读者说明，虽然在南海出事的美国侦察机没有携带武器，但它仍然是一架执行军事任务的军用飞机。中国人民、军人和领导人对这样的飞机在自己家门口转来转去感到紧张、愤怒是人之常情。美国政府所谓“例行”的说词使得美国媒体与美国公众觉得这样的侦察活动很正常，所以中国人不应该也不会感到受辱愤怒。但是，当中国人听到“例行”的说法时，却更是火上浇油：“原来你是经常这么干！”

[v] 这一段是指美国媒体和许多政客把美侦察机机组人员捧为英雄的做法。

[vi] 参见Craig Smith:“U.S. Officials Meet With 24 Still Detained with Aircraft”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01, p. A8.

[vii] 当时美机在海南降落后，机组人员被软禁在当地的一座宾馆里而没有被立即释放。美国的一些政客、媒体评论和公众把这看作是中国意图羞辱美国的证据。此段即是针对此种说法而写。

[viii] 当时，在美国右派政客与媒体的压力下，布什政府以强硬口气要求中国立即释放机组人员。此段即针对此。参见Erik Eckholm：“A Standoff Brews: With Both Sides Angry, Long Dispute Seems to Be a Possibility”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01, p. A1, A8. David E. Sanger:“Its Options Limitted, White House Deals With Crises‘Step by Step’”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01, p. A1, A9.

[ix] 当时美国务卿鲍威尔以及总统布什多次口头使用了sorry一词，后来又书面说了两个very sorry,换取了美机组人员获释。可是一旦机组人员回到美国，又为了对付国内右派与媒体的攻击而口气转硬，强调他们没有apologize ,没有对中国政府承认任何错误，同时又以强硬口气要求中国方面立即归还停放在海南的美国侦察机。本文以后有详细讨论。

[x] 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美国外交家与战略家认为，美机沿中国海岸的侦察飞行的目的并不是向中国挑衅。他们说，中国军用侦察机也曾在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沿海进行类似的侦察飞行，而没有被认为是挑衅。这些美国人认为，国与国之间相互进行这样的侦察飞行，相互监督、相互增加透明度，可以减少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在这儿无意分析评论这种理论，而只是指出，美国人应该理解，不管美机的主观意图是否挑衅，一般中国民众事实上感到受了挑衅，而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民众在同样的情形下也会感到受了挑衅。


 
三、中国人的愤怒是政府煽动的吗？

对于当时中国人的上述心态，美国公众、政界以及大多数的主流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完全不了解。丹·拉瑟[i]在他最初的关于撞机事件的报道里，把中国公众的愤怒情绪归咎于中国官方媒体的反美宣传。美国电视媒体与许多美国人的思维逻辑是，如果中国百姓对美国人感到愤怒，那绝不是因为美国人做了什么令人愤怒的事，而只能是因为中国百姓受了别人的煽动。

但是美国的电视评论家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在过去15年里，随着中国新闻媒体数量的爆炸性的增长和网络媒体的崛起，中国政府对媒体的实际控制程度已大为降低。在半自由化的新闻信息市场中，各个媒体为了增加发行量和广告收入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于是，中国的读者、观众、听众对新闻内容的影响大为增强，已经不亚于中国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ii]

198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美机导弹袭击后，中国民众反应激烈，北京的一些示威者甚至掷石攻击美国大使馆。为了避免重演这一幕，中国政府在撞机事件发生后的最初一刻采取了极为低调的态度，希望事件能尽快毫不张扬地得到解决。[iii]主要的官方报纸都把有关报道放在次要的版面上。倒是西方媒体，从最初一刻就把此事当作头条新闻，大肆炒做。许多中国人正是通过互联网传递的西方媒体报道而了解到有关撞机的许多消息。

自然，中国政府既希望平息中国人的愤怒以迅速化解此事，又不愿表现得好像在为美国人辩护。于是，新华社迅速逐字翻译了一些美国人有关此事的声明、言论，即时作为纯粹的新闻发表，而不加一句评论。其策略考虑似乎是：让美国人直接面对中国公众作解释，自己出面为自己辩护。

不料，这起了反作用。原来，美国人的声明并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其目的不是安抚中国公众。通常，每当美国与外国有什么军事冲突，美国的两党议员、军方代表以及媒体评论家们往往要面对国内公众显示自己的爱国情操。在所有的美国媒体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电视，[iv]所以美国的政治家与评论家们就特别喜欢通过电视谈话来展示他们对外敌的强硬。这次也不例外。这些美国人首先断定中国政府把美国的机组人员扣作人质，[v]认定中国政府的目的是要煽动中国人的反美情绪，羞辱美国。于是，他们争先恐后地投入到一场“勇敢地面对中国独裁政府”的运动中去：“中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不准踏上美国飞机！立即归还飞机，释放机组成员！否则我们就要在加入世贸、申办奥运、台湾问题、等等等等各个方面来惩罚你！”[vi]在这些情绪化的严词中，你看不到美机是在远离美国的中国海岸附近进行军事侦察这一事实，也看不到一名中国飞行员失踪这一事实。你所看到的只是：“我机是在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根据国际法，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vii]

中国公众愤怒了：我们的失踪飞行员生死未卜，你们的飞机未经允许就降落在我们的土地上，而你们竟然还百般威胁？
 
注释

 
[i] 拉瑟，Dan Rather,美国哥伦比亚电视网晚间新闻主播。他通常不像其他一些美国电视主播或记者那样激烈、情绪化地攻击中国政府。这次拉瑟也如是说，可见当时美国主流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舆论一律”的程度。

[ii] 参见Li Xiaoping:“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Chinese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Their Impact in the PRC: An Insider's Perspective”(Brookings Institute) 2001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 Working Paper,网上版见于http://www.brookings.edu/fp/cnaps/papers/li_01.htm，赵心树2001年12月31日下载。又见陈怀林：〈九十年代中国传媒的制度演变〉，《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总第五十三期第4-14页，网上版见于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990428.htm，赵心树2001年12月31日下载。又见Jinglu Yu:“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Television 1979-1989”,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p. 69-87.又见Chin-Chuan Lee:“Mass Media: Of China, About China”,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p. 3-29. 

[iii] 美国公众不了解这种情况，但这未必是第一线的美国记者的错。事实上，有的美国记者注意到了中国政府的低姿态，并且写进了报道，见Elisabeth Rosenthal:“Beijing Steps Up Its War of Words Over Air Collision”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5, 2001, (online version), http://www.nytimes.com/2001/04/05/world/05CHIN.html/searchpv=site14.htm （赵心树2001年4月19日下载）。但是，这样的报道由于不符合编辑们或观众读者的偏见，于是较难发表，发表了也较难占有显著位置，更难以进入电视的主要时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印刷媒体的驻华记者实际上与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有一致的利益，即，他们都希望把关于中国的更多的事实传递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显著位置上去。他们的共同的“敌人”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而是许多美国人脑中关于中国的“无知”与“偏见”。因此，中国人或当重新审视把西方驻华记者看作是首要防范对象的传统定式做法，而考虑把驻华记者团主要看作是争取对象，帮助他们做好他们的工作。

关于类似的观点，见顾耀铭：〈序言〉，载于顾耀铭主编：《我看美国媒体》，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4页。

[iv] 关于电视对美国公众舆论的突出影响，见王纬主编：《镜头里的“第四势力”－美国电视新闻节目》，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页。

[v] 在一般美国人的道德观念中，通过合法程序扣压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以对其进行调查是一国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内的事；但是，如果扣压的目的是强迫别人付款、认罪或做其他他们不情愿做的事，就是扣压人质，属于流氓行径。中国政府当时明确说明扣压美机组人员的目的是为了调查此事，与此同时也要求美国政府道歉、赔款。在美国媒体上，一些评论家就坚持要把中国政府的举措定性为扣压人质而不是调查事故。

[vi] 参见Allison Mitchell:“Anti-China Coalition in Congress Is Emboldened”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5, 2001, p. A1, A10.又见“Weapons for Taiwan”The New York Times (online version) April 19, 2001, http://www.nytimes.com/2001/04 19/opinion/19THU2.html ,赵心树2001年4月19日下载。又见PBS News Hour wityh Jim Lehrer, April 3, 2001,文字稿见“Spy Plane Standoff”April 3 , 2001, http://www.pbs.org/newshour/bb/asia/jan-june01/china_4-3.html ,赵心树2001年12月31日下载。

[vii] 在这个过程中，主流媒体也不完全是铁板一块。我观察的印象是，在有关撞机的报道中，印刷媒体如《纽约时报》等大报尽其所能进行了许多关于事实的报道，态度也是尽力客观的，虽然在选题、挑选材料、处理标题的时候记者编辑的主观意见甚至偏见在所难免。而广播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则显得极为情绪化。

这并非是因为广播媒体人员对中国就特别不友好，而印刷媒体人员就对中国特别友好。

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两种媒体的性质区别。印刷媒体的信息量大，可以把各方面的事实、意见都放进一个报道、一篇分析中去。而广播媒体被时间限制住，往往只能在一、两分钟内谈一个题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深入报道一个复杂的事件，分析一个复杂的问题，而只能用几句话作个提要，而这种提要当然很容易情绪化。

第二个原因是受众群的影响。广播媒体特别是电视的观众是一般美国民众，其中大多数不关心国际事务，甚至缺乏基本的世界地理知识来理解有关国际事务的深入报道。于是，他们对于电视新闻的要求就只是几个刺激人的镜头和几句口号式的提要。印刷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等大报的主要读者群是受教育很高、关心国际事务的社会精英，正是因为不满足于电视上给予他们的浮浅的信息，希望了解更全面更深入的情况，所以他们才看报看杂志。

但是，电视媒体对一般美国民众的影响远远超过印刷媒体，而外国的政治家、外交家特别是中国人却偏偏最不善于与电视媒体打交道，更不善于电视辩论。美国政治历来就有重视口头辩论的传统，如一百四十多年前著名的林肯、道格拉斯辩论。自1960年著名的肯尼迪、尼克松电视辩论以来，更迫使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更关注电视辩论、接受电视采访的技巧。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政治战略、策略家与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家和工程师们更是把心理试验、抽样调查和许多电子技术与商务营销技术及仪器设备运用到政治说服与电视辩论中来，使之变得极为精细。当掌握了这些技术并得到专家及仪器设备帮助的美国政客一致面对某一外国的时候，这个外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家自然很难享有平等的竞争条件。

关于政客与电视媒体之间的互动，中文读者可阅薛福康：〈既合作，又制衡，共同维护政治制度－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载于顾耀铭主编：《我看美国媒体》，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75页。又见邵文光〈美国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载于《国际新闻界》1998年5-6期，第28－33，45页。


 
四、谁违犯了国际法律？

一些中国学者对国际法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论与美国公众从美国电视媒体上了解到的关于国际法的解释大相庭径。

许多美国政治家和评论家笼统地说，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机有权在事发空域飞行。可是，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拒绝签署这一公约。这就是说，美国拒绝接受这一法律的约束，现在却要引用这一法律来证明美机的行为合法。[i]

根据该法，事发空域既不是狭义的公海，也不是中国的领海，而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

那些美国人所援引的那个条款说，其他国家的飞机船舶有权穿越专属经济区，而无需主管国（即中国）的批准。中国学者们说，关键是“穿越”这个词。如果甲国的民用飞机去乙国，需飞经丙国的专属经济区，这是“穿越”，无需丙国批准。但是，当时美机是在“穿越”吗？中国的法律专家可不这么认为。美机是在搜集军事情报，而军事情报是中国不愿意放弃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与甲国船只擅自进入丙国专属经济区内捕鱼、采油、挖矿属于同一性质。而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经济专属区的目的就是要禁止这种行为。

退一步说，即使美机确是“穿越”，《海洋法公约》的另一条款还规定，他国船只飞机在穿越专属经济区时必须尊重主管国的利益。中国法律专家认为，无论在撞机的那一刻究竟是谁碰了谁，美机在该区域收集军事情报并且与中国战斗机相撞，显然没有尊重中国的利益，因此违犯了《海洋法公约》。在一些美国报纸的言论版(op-ed pages)上，一些美国法律学者也同意这样地解释法律。[ii]

一般中国人，就像一般美国人一样，借助于日常经验来理解复杂的法律。专属经济区就好比是紧靠着他家私有土地的那一段“公有”的土地或道路，任何不怀恶意的人都可以从那里穿越。但是，如果你到这里来的目的是透过窗户向屋里偷窥，为入屋盗窃查看地形甚至是为扔炸弹作准备，这怎能算“不怀恶意”？

 
注释

 
[i] 关于有关的法律的争论，参见崔之元：〈中美谈判与海洋法〉，载于《今朝风流》网站，http://www.kl.gz.cn/~jzfl/czy23.htm，时间不明，从上下文看当写于2001年4月撞机之后，中方释放美机组人员之前；赵心树2001年12月13日下载。

[ii] 就是说，即使是在冲突的高潮，美国媒体上也有冷静的甚至同情中国的声音。这是因为美国媒体依照法律并不受政府或任何一个组织团体的统一控制，所以不会出现有计划的舆论一律。问题是，那些同情、支持中国的声音太没有组织，因此十分弱小，而没有能力在美国主要新闻网的晚间新闻、黄金时段或周末的时事节目或主要报纸的头版占据显著、大块地位，所以无法影响美国的一般选民的观点态度，于是也就无法影响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决策。

在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努力、尽责地工作，而美国的制度又不允许任何个人、团体或政府机关一手遮天掌控指挥媒体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会普遍显得不客观、不公正，被许多中国学者、记者指责为“妖魔化”中国？这些年来，我为这个问题寻求答案。本文的下半部就是这一努力的一部份。


　　11/19/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