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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第四期


說不盡漢武帝(隨筆)

文/周絢隆

  與當下歷史劇所普遍採用的戲說方式相比,正劇無疑能在人們的心裡激起更大好奇——人們期待著從中了解歷史的真實樣子。但這種好奇往往容易導致一種誤會,會使普通的觀眾把戲中的故事當成實際的歷史。
  前段時間,《漢武大帝》播出獲得了空前成功,一時間好評如潮,評論中有一種響亮的聲音,一致都說它忠於歷史。對於這部劇,我斷斷續續看了一部分,總體感覺不錯。說實話,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是回避看歷史劇和古裝劇的,主要就是受不了這類片子的粗制濫造和荒唐無聊。《漢武大帝》我是看下去了,而且還願意看。我覺得,這部戲在整體剪裁上很緊湊,對一些人物關系和主要事件的處理也很到位,陳寶國的精彩表演更給全劇增色不少,這些都是很吸引人的地方。當然,問題也不是一點沒有,如對司馬遷的處理就讓人感覺差了一些,但這些並不會妨礙普通觀眾對它的欣賞。
  我所擔心的,倒是這種所謂“忠於歷史”的提法。不過這種擔心並不全是沖著電視劇來的,有一半是對著我們的觀眾和評論界的。
  說得絕對一點,歷史是沒法“忠於”的。
  且不說我們與西漢隔著兩千多年的時空距離,就是與武帝同時的司馬遷,他的記載也不能說完全客觀。
  《史記》《漢書》提供給后人的其實隻是一個歷史梗概,要重現這一段歷史,大量的細節得重新補充。
  說到細節,名堂可就多了,同樣的一句話,一臉嚴肅地講和神情詭秘地講,效果會截然不同。這裡涉及一個敘事策略的問題,它直接影響著人們閱讀時的感受。
  比如《史記》中記載的盡是漢武帝迷信神鬼、上當受騙的事,而且記載不厭其詳,《漢書》的記載相對就要全面得多。如果沒有《漢書》,后人對漢武帝形象的認識肯定要大打折扣了。所以對史家來說,應當警惕對細節的迷戀(班固對司馬遷的《史記》最不以為然的就在這些地方)。
  而對電視劇的導演來說,則應盡可能地捕捉和補充細節,這是安排場面、刻畫人物最為有效的手段——蹩腳的細節設計當然不能算在內。所以歷史記載的簡略,恰恰給了電視劇編導們一個大大發揮的機會。
  對電視劇來說,這種發揮隻要不出格,隻要能達到表現的目的,完全是合理的。但對於想從中了解點歷史的人來說,則難免會上當受騙。因此“忠於”一說是要打折扣的。
  回到《漢武大帝》,有幾個細節就是靠不住的。如最早說過讓梁王做儲君的乃是漢景帝本人——此話當然也中竇太后的心意,隻是景帝說了沒有當真,而太后與梁王聽了都當了真而已。電視劇將其改為是太后一意主張讓梁王做儲君,並且還逼著景帝表了態。另如鉤弋夫人,《漢書》隻說她“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電視劇為了表現漢武帝的英明遠識,改成他為防止在自己百年之后出現皇后掣肘、外戚亂政的局面而將其賜死。這樣的改編雖然並不符合歷史實際,但對於表現漢武帝的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和殺伐決斷卻是有積極作用的,不但沒有破壞他性格的完整性,而且有助於對其形象的塑造。所以對電視劇來說,完全“忠於”歷史未必就一定好,要想讓戲好看,有時候也得對歷史稍稍地“不忠”一下。
  歷史上許多真實的內幕和細節,正如電視劇中漢武帝的一句台詞說的:“天知道呢!”人們常說,政治就像演戲,戲中所演的政治,不是兒戲,也近於兒戲。
  放棄了對電視劇的幻想,喜歡“求真務實”的人難免感到遺憾——心中懸著的念頭還沒有落實呢。
  歷史上的漢武帝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對於這個問題,不同的人會從不同的角度給出各自的答案。研究軍事史的人,會告訴你漢武帝時期如何北擊匈奴、東征朝鮮、南服南越,以及每一次重大戰役是怎樣打的﹔研究歷史地理的人,則可以給你畫一幅漢武帝時期的帝國疆域圖,這樣的地圖記載著我們民族過去的驕傲﹔研究外交史的人,當然要自豪地告訴你漢武帝時期如何開通西域——張騫和蘇武是使臣中永遠不會被人遺忘的明星﹔研究經濟史的人,要告訴你漢武帝時期如何實行鹽鐵專賣,增加國家稅收﹔研究政治史的人,會告訴你漢武帝如何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增強朝廷的控制能力,從而使漢王朝走向鼎盛。
  這些雖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旁觀者的視角,是不計切身利害的觀點。
  翻開歷史,我們永遠能看到一群群無言的身影,他們永遠是背景,史書中沒有他們的名字,代表他們的隻有數字。漢武帝時期的對外戰爭,漢朝軍隊死傷人數動輒上千上萬。即使幾次出使西域,派出的使團也常常去多回少,有時甚至有去無回。張騫第一次出使時帶去了一百多人,最后僅二人生還。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對於相隔久遠的我們來說當然不會造成太深的刺激,但其現實的傷痛卻在距其不遠的后世詩文中被反復詠寫,所謂“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即是一例。
  由此出發,又涉及到一個如何看待漢武帝的問題。有學者指出,對漢武帝的功過應該是四六開,甚至是三七開。我覺得這樣的處理太過簡單。因為根本的問題不在於具體如何評價,而在於要確定怎麼樣的判斷標准。畢竟,用現代的法律標准對一個兩千多年前的人進行評判,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產生歧義的原因主要在於不同的人們所持的標准不同:有人堅持政治標准,有人堅持道德標准,而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政治有強烈的目的性,強調的是結果﹔道德則強調過程的合倫理性和合理性。
  這樣在政治上合理的,常常不一定合乎道德的標准,所以不擇手段就成了政壇黑暗的一個代名詞。相反,合乎道德法則的,又並不一定能適應政治的游戲規則。矛盾的凸現應該引起我們更深的思考:一個人可以影響歷史,但不能決定歷史。決定歷史走向的是各種力量的合力。
  所以對漢武帝,我傾向於另外一種立場,更願意對他進行描述。
  我始終認為漢代在我國歷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我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三次大的文化融合,而且這三次都是在由亂而治的過程中實現的,每次融合都帶來了文化上的大繁榮。第一次融合就發生在漢代。
  秦以前,中國的文化分別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中心,形成了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兩大分支,雖然兩種文化在戰國紛爭的局面下也時有交流,但各自始終保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楚文化一直在中原受到鄙視和排斥。秦代雖然統一了全中國,但因天祚太短,制度上的統一尚未徹底完成,加以秦人起於北方,對南方文化抱排斥的態度,所以秦的統一並不穩定——特別在文化心理上還沒有形成統一性。
  漢代秦以后,承襲秦制,在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了文化的統一。特別是漢興於楚,漢初統治集團中的許多人都是楚人,他們把楚文化帶到了中原。這樣楚文化開始在中原得到重視,與中原文化取得了平等的資格,兩大文化支流才真正地開始了融合。
  到了漢武帝時代,這種融合基本完成,其主要標志是出現了散體大賦這種新的文體。這次文化融合的最大意義是形成了一個文化共同體,同時也使全中國初步形成了統一的文化心理。此后,統一的國家觀念一直深入人心。另外,后世作為傳統的許多東西,也是從漢武帝時代開始確立的。
  如對於儒術的尊崇,確立了儒家學說在此后近千年封建統治中的核心地位。武帝以前,儒學與其他諸子之學基本上是平等的,孔子也隻是一個普通的學者。但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這種局面就徹底被改變了。
  有了這樣一個核心作保証,中國文化在經歷魏晉南北朝大動蕩的時候,才能不被外來文化所吞沒,並在隋唐以后重放光彩。
  對此,我隻能說是時勢造就了英雄。但對漫長的中國歷史,能施於如此深遠影響的,又有幾個人呢?這恐怕又不完全都是偶然吧?
  誠然,劉徹並非完人。他的暴戾、強橫、自大、專制,讓人恍惚中看到一個魔鬼的影子常常出現在他的身旁。但是縱觀歷代的皇帝,有幾個不是有著這樣那樣的魔鬼附身的呢?所以問題的根子還是在於體制上,專制使最高的權力不受任何約束,人性中的各類魔鬼自然時不時地就會探出頭來!
  (作者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主任)


    《大地》 (2005年 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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