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苛求自己。我總是苛求語言。我總是苛求自己與語言的關系。毫無疑問，我的一生終將成為這種苛求的祭品。”

　　“我是一個居住在書面語言裡面的人。大量的閱讀與少量的寫作一直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我地理地“居住”在哪裡。閱讀的質量與寫作的質量就是我的“生活的質量”。廚具或者便池的產地對我的生活從來就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的“虛構”根源於眾多的“實情”。比如，我的書架仍然留在深圳。現在，我還能夠清楚地記住我的書籍擺放的位置。

　　王紹培（以下簡稱“王”）：薛憶溈，你現在居住在西方，你願意談談你的生活嗎？

　　薛憶溈（以下簡稱“薛”）：我對居住的理解從來就比較抽象。地理位置的更變不可能清除我對生命的困惑。幾年前，我讀到桑塔格談論卡內蒂（小說《迷惘》的作者）的文章。我非常認同她對居住的抽象理解。我是一個居住在書面語言裡面的人。大量的閱讀與少量的寫作一直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我地理地“居住”在哪裡。閱讀的質量與寫作的質量就是我的“生活的質量”。廚具或者便池的產地對我的生活從來就沒有太大的意義。

　　王：我注意到附在你作品后面的作者簡歷中仍然有“現居深圳”的字樣。這是你的“虛構”。你為什麼要這樣“虛構”？

　　薛：我告訴我的編輯說，這是現代的“空城計”。其實，我的“虛構”根源於眾多的“實情”。比如，我的書架仍然留在深圳。現在，我還能夠清楚地記住我的書籍擺放的位置。有時候，關於明清的那本書會被擺在關於魏晉的那本書的前面。那是一排散發著歷史唯心主義氣息的書架。隻有我自己能夠圓說那些書籍擺放的原則。

　　王：原來你的“虛構”還真的來源於“生活”！

　　薛：還有一個生理的原因。因為深圳是我們看著長大的城市，它就像是我們大家的孩子。通常總是城市比生活於其中的人要衰老。而深圳是一個例外。深圳是我們青春期的特征都已經暴露無遺之后才拔地而起的。莎士比亞的一首十四行詩中有一句說“愛是一個嬰兒”。相反，嬰兒也總是激起我們的愛。盡管現在，深圳已經到了要向我們炫耀“代溝”的年紀。一般來說，這是“家庭關系”最緊張的階段。但是，我很清楚，對青春的不滿肯定是衰老的重要症狀。如果我的衰老還沒有垂臨，“現居深圳”就應該仍然能夠給我帶來“天倫之樂”。

　　“回家”的方便令物質的“家”失去了光澤。在精神的家園裡，我們或許能夠索取更多的體貼和孝敬。

　　王：在我們這個交通和電訊如此發達的時代，地理的居住概念的確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薛：隨之而來的還有“家”的概念。我們已經很難體會奧德修斯“回家”時經受的那種千辛萬苦了。“回家”的方便令物質的“家”失去了光澤。在精神的家園裡，我們或許能夠索取更多的體貼和孝敬。

　　王：你剛才提到了你留在深圳的書架。我想你現在的房間裡也應該有一個書架吧。那裡面擺放著一些什麼書呢？

　　薛：這是一個很小的書架。裡面照例擺放著一本莎士比亞的全集、一本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兩本布羅茨基的隨筆和一本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的譯本。與這些英文書籍擺放在一起的還有幾本法文作品：一本蘭波的詩集、一本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流年》。書架上還有英漢對照的《四書》、《庄子》和《楚辭》。還有一套中華書局版的《李商隱詩歌集解》。

　　王：這不是一個很“小”的書架。

　　薛：我的書架裡最值得炫耀的是一本西班牙文的精裝書。我不大相信還會有另外一個中國人也擁有這種書。這本書進入我的書架的過程展現了“魔幻現實主義”的魅力。這本書是一個朋友在北京通過我從來就不以為然的“網”為我訂購，然后在一個飄雪的夜晚在我們這座城市惟一的一家西班牙書店裡領取的。而我們這座名副其實的“國際化”城市裡，這種書當時隻到了兩本。我想另一本進到了那所著名大學的圖書館裡。這本書就是被我奉為“聖經”的《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克斯的回憶錄《為敘述而活著》。很遺憾，我的西班牙文讀得相當慢。這一次，我不能夠盡情地享受閱讀的快感。對於這本書，九個月以來，我的快感更多地來自觸覺，嗅覺以及漫無邊際的幻覺。

　　王：除了文學作品，你還讀其它東西吧。

　　薛：我主要還是讀“其它東西”。我讀社會科學所有門類的書。我還讀自然科學的書。歷史和數學是我的偏科。我特別關心十六及十七世紀的歷史。那也是數學的“黃金時代”。我的一個“人物”將生活在那個時代。我正在為他“選址”。

　　王：我對你現在的狀態已經有了一點模糊的認識。

　　薛：我的“現在”就是我的“過去”，也就是我的“未來”。我的生活從十二歲以后就沒有本質的變化了。我說過，那一年我無意中讀到了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將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轉發”給我。是呵，“人不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從此，我就再也不可能有什麼“未來”了。也就是說，十二歲那年，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我已經看到了生命的“界限”。后來我有一本自印的詩集就被命名為《界限》。那是我青少年時代的最高文學“成就”。我早就知道，無限的時間劫持了人生的意義。生活永遠都隻是時間笑料。

　　王：你仍然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薛：粗俗點說，這叫做“厭生”。我的這種態度基於我對生活的理解。在我看來，悲觀是惟一的“正見”。我們用不著等到“薩斯”來折磨我們的呼吸道或者自尊心時才開始“頓悟”。“厭生”使我有了生活的目標。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一種“小生活”。大量的閱讀和少量的寫作是這種生活的“基本面”。總是有書可讀並且總是不滿意自己的寫作，這兩個“總是”提供給我“活著”的理據。它們是我的“護身符”。這后一個“總是”意義更加重大。它令我的生活有點像是賭博。我總是以為自己將會寫出一部令自己滿意的作品。於是，盡管“厭生”，卻還在“求生”。我經常告誡自己，也許這“以為”隻是上帝讓我延年益壽的“秘方”，即使到了“正寢”的時刻，它也不會得到“實証”。對這“以為”的懷疑消耗了我過多的精力。

　　我是一個不壞的鑒賞家。但是，我不是一個很好的表演者

　　王：那麼，讓我們轉換一個話題吧。你前面提到你有過寫詩的經歷？

　　薛：詩是最高尚的住宅或者是六星級的酒店吧。我每天都要“入住”這間酒店。詩是我的生活必需品。我以“詩”為天。詩直接參與我體內的新陳代謝。每天我都讀一些英語，法語以及漢語的詩。我是一個不壞的鑒賞家。但是，我不是一個很好的表演者。我很早就放棄了“表演”。如果現在我還偶然寫點詩，那隻是解悶或者自娛。去年有一首詩題為《蒼蠅》，講述一個傷感的故事。你想發表它嗎？如果發表，恐怕應該注明這表演者屬於“業余組”，以正視聽。我偶爾也試著用英語寫詩。我夢想自己能夠用另外一種語言重新經歷一次不安的青春。

　　王：英語和法語是你閱讀的語言，而漢語是你寫作的語言，你如何解決它們之間的沖突？

　　薛：這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新陳代謝過程。經常會出現難堪的紊亂。我不知道如何解決。也許隻能忍受。有時候，西方語言之間也會出現“錯亂”。我的說法是“八國聯軍內部也出現了矛盾”。我們的哲學書上不是說“斗爭是絕對的”嗎？我們怎麼還能夠與“絕對”去作斗爭呢？也許隻能忍受。我的法語老師總是鼓勵我用法語寫小說。她說我的法語寫作很有潛力。但是，我知道我不行。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斷。我不相信我自己。我沒有信心。對於包括漢語在內的任何語言，我都沒有信心。我對寫作要求過高。高處不勝寒。語言問題被我當成是一個道德問題，或者是我面對的最大的道德問題。我總是苛求自己。我總是苛求語言。我總是苛求自己與語言的關系。毫無疑問，我的一生終將成為這種苛求的祭品。

　　王：你的兒子呢，他還記得中文嗎？

　　薛：“說”沒有問題，“讀”還勉強，“寫”已經有點吃力了。他仍然用中文寫日記，但是字數與年齡成“反比”。有一天，他問我睡覺的“覺”字怎麼寫。這不應該是一個初一學生的問題吧。現在，他的英文，法文和中文都容易被診斷為“殘疾”。我估計，他中文的殘疾將是終生的。

　　王：盡管如此，他應該仍然生活得非常快活。

　　薛：在中國的時候，他好像每天都不開心，因為老師總是羞辱他（有時候，我也要慘遭連坐）。在這裡，他好像沒有一天不快活。他的老師總是表揚他，肯定他。有時候，人們會去懷疑老師的責任心。但是，還有什麼比讓孩子快樂更可以稱為“負責”的呢？另外在這裡，老師善於嘲笑自己，學生可以調侃老師。要知道，“自嘲”是最好的啟蒙。而呆板的師生關系隻會妨礙智力和性情的成長。

　　我的作品總是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夠被人們認識。我不知道這是我的問題還是“人們“的問題。

　　王：自從我們上次談話結束又是十八個月過去了，你在這一段時間裡有什麼新的作品發表嗎？

　　薛：我隻發表了一組“舊的“作品，在《天涯》雜志上。那是我十六年前寫下的東西。我的作品一般都沒有被打上“時代的烙印“，不需要“折舊“。過很久，它們也還是“新的“。也許正因為這樣，這一組小說還能夠被收到去年中國優秀短篇小說的一個選本之中。我的作品總是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夠被人們認識。我不知道這是我的問題還是“人們“的問題。《遺棄》等待了將近十年，而與《遺棄》同年完成的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自今仍然不能夠出版。

　　王：你說的是《一個影子的告別》？

　　薛：是的。去年又有一次“仿真的”嘗試。一位北京的書商與我簽了合同。我以為小說能夠在今年的春天“上市”。我為這次“幾乎的”出版寫了一個簡短的序言。你可以將它發表出來。從序言中，你可以看得出我的“懷疑”。那真是一部多災多難的作品。我曾經說，它不出版，我的二十五歲就永遠不會過去。你看，我現在已經是快滿四十歲的人了，卻還在垂涎二十五歲的生日蛋糕。我的發育顯然是有點問題。小說在海外也有過幾次評論了。國內也有不少人知道它。可是，它至今不能夠出版。它仍然是一部有“名”無“實”的作品。它仍然是一部有“價值”卻沒有“使用價值”的作品。

　　王：你好像並沒有絕望。

　　薛：但是，我的確不太理解我與“出版”的關系。你知道我的“小說集”也從來沒有出版過。有那麼多人鼓噪，有那麼多次嘗試，但是，我總是無法抗拒那隻“看不見的手“。我說的不是“市場”。我不知道天將降怎樣的“大任”給一個人，才會要如此勞累他的筋骨和體膚。我們是如此渺小的個人，實在不應該因“大”失“小”。糟糕，我開始“憶苦”了。這與我“性格不合”。還是來“思甜”吧。你想來點什麼“甜品”？

　　王：你的“甜”莫過於又有新作品寫成。

　　薛：是這樣。我的漢語仍然能夠“觸及靈魂”，這令我非常安慰。我給國內的編輯寫信，自稱是“鄉音無改”的老客戶，希望他們能夠接受我的新作。那是一個關於“天堂”或者說關於愛情和死亡的故事。那是一個發生在1938年3月26日到27日深夜的故事。那是一個發生在黃河東岸一個小村庄裡的一間破屋裡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已經預感到死亡的臨近。他在給他下落不明的愛人寫信時，絕望地說他想聽她在他的墓碑前吟誦莎士比亞的詩句，比如“我要用珍惜來傷害你”。他顫抖著告訴他的愛人，“你的聲音總是掠過我的聽覺”。

　　王：看起來，你並沒有改變你的方向。

　　薛：我不可能改變我的方向。這是“宿命”。我的方向是12歲時那一次偶然的閱讀帶來的“傷痕”。

　　王：最后，你能不能分別用一句話來評價一下你的兩部長篇小說？

　　薛：這好像是一個智力測驗題。我可以加大它的“難度系數”嗎？我能夠分別用“一個字”來評價它們。我的評價是：《遺棄》：冷﹔《一個影子的告別》：熱。現在，你也許會說我更合適的職業是去發布天氣預報。